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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历史的角度并非只有一个定论真的重要吗?

2020-03-19 09:25:25

  喜欢观察历史的人或许可以被称作思考者,在时间的维度上思考历史,独立个体的渺小与整体历史叙事的宏大会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  但具体到一个人的情感上,所谓“历史”不过是他认知世界的一个渠道。当岁月的断片一点点打开,浮现在观察者面前的,未必是一个逻辑严谨的历史叙事,而身处一段历史之中,就更加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  但在中国这样重视历史、热爱历史的国度,古往今来从不匮乏记载与观察历史的人。似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思维上建构了一套历史的叙述,但当不同思维的火花激烈碰撞后,一闪而过的灵光却往往成为“主流”之外的异数。经过权力的规训,以及观察者话语权的建构,一套属于所谓“主流”叙事的历史线索就稳定下来。

  被叙述的历史与历史的本来面目,在很多时候并不相同,甚至相差甚远。但当前者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下来,即使谬误也可能变成事实,而曾经的真相深埋地下,永远不见阳光,除非后世产生的偶发因素让被压抑的真相重现天日,便产生了各种“颠倒”乃至再此“颠倒”的历史风景。

  但以更大的时间尺度看,被这两种“历史”囊括的人物还算是幸运的,因为他们毕竟被记录下来了,而更多或者说绝大多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人物,发生过的事件,并没有被记录下来。然而,没有被记录下来,不等于他们的人生是乏善可陈的,那些湮没在尘埃下的故事,可能有着比史书上更加震撼人心的情节,有着太多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,有着太多属于那个时代却无法被后世理解的精神旨趣。

  如果没有司马迁留下的《史记》,先秦两千年的历史多数可能就要变成传说,而事实上,《史记》对西周之前的记述,也几乎成了孤证,被后世反复质疑,直到甲骨文惊世出土后,才逐渐让人触摸到一点上古史的真相。但即便伟大如太史公,他的观察与记述依然不是复刻式的,其中的因素,不只是众所周知的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更在于历史的信息随着时光逐渐消失,太史公最熟悉的历史只能是距离他最近的秦汉,这对更古老的文明参与者而言,是一种无法消弭的不公平。

  当然,用所谓的“上帝视角”来看待司马迁,对他也是不公平的,司马迁的历史观当然离不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,他已经竭尽全力,为后世描绘了一幅中华早期文明的图景。司马迁思考秦汉易代的历史时,其实就是在观察他们的“近代史”,他当然不知道自己身后还有几千年的精彩故事,就像他只能用追溯古人的视角来看待五帝与夏商,因为那就是司马迁心中的上古史,能把帝王世系和几件大事记录下了,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

  但那些化为烟尘的上古史并非没有意义,只是很少有人关心它们。人们总是对晚近的历史更敏感,对与自己有关的故事感兴趣,但越是晚近的历史,反而有可能在各种被利益裹挟的话语里变得含混不清,扑朔迷离之间,并非历史本身的问题,而是被操纵的历史叙述所致。

  就像司马迁会反复琢磨刘邦与项羽争雄的问题,但一个生活在商朝太戊时期的农民是如何度过了自己的一生,可能就不会被关注到。但这个普通的商朝农民,未必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,但还是被后世统归为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式的单调人生。当然,这个小人物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历史阶段,他可能终其一生都没能看到新商王的诞生,因为太戊在位时间之长足够囊括多数人一生的长度,而他们也意识不到一个生活在夏朝太康时期的猎人,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而这个衣着简陋的猎人,可能在后世有着无数的徒子徒孙,但他们却丝毫察觉不到自己祖先的存在。

  历史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传承与断裂后变得更加复杂,也更加残酷。历史长河中的跌宕起伏,既是理性与秩序的重启和毁灭,也是情感与思想的衍生和流变。我一直在想,如何才能让那些被掩盖的人物“复活”过来,尽可能真实地表达他们内心所思所想,由此来观察历史现场的状况。这可能不只需要史料的支持,也需要情感的介入,是“理解之同情”而不是“开脑洞”,是谨慎的揣摩而不是任性的臧否。

  如今,有两种极端的观察视角颇为流行,一种是把各种宏大叙事与“上帝视角”囊括在历史人物身上,好像他们的言行都是与后世叙述的历史逻辑是一样的,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走近教科书的,最后成为冷冰冰的历史概念。还有一种视角,是所谓“庸俗人性论”的泛化,好像一切历史人物都是深谙厚黑之术的,每个人都只是为利益而争斗,最后沦为各种鸡汤书籍的经典案例。历史真实的一面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单调的,不同面向的历史折射出不同的人性,但总有一些人试图作出“不合常理”的事情,其中不乏那些被高悬星空的理想主义所吸引的人,他们一度傲娇自信,却难免要遭受命运的锤击,而那些自以为可以避开历史跌宕的人,却可能作茧自缚,一步步走向了更荒谬可怖的人生。

  因此,历史的阴面和阳面向来是不分离的,不能单从结果上的成功或失败来断定历史进程的正误,尤其在历史转折点上,很多隐微的细节都会改变最后的结论。当史学家面对历史偶然性的时候,理性思维就失效了,因此向来不缺乏把历史推向“不可知论”或“神秘论”的人。但如果一味认为历史的生成都是“幸存者偏差”,观察历史又有什么科学依据呢?

  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。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观察路径,得出的结论也千差万别,但换个角度想想,定论真的那么重要吗?如果我们放弃的定论,而是品读得出结论的过程,是否会更有趣味、更有价值呢?更何况,套用一下福柯的思维,最重要的还不是历史实然如何,而是历史何以如此,所谓的“历史”是如何成为这个模样的?

  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思考起点上,追溯历史背后的思想状况,甚至心灵状况,可能比外在的症候更有意思。正如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在《历史的观念》中提出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”这个关键命题,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个体情绪、精神症候尤其是思维方式,都影响着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的进程。柯林武德的思想对我启发很大,而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中对历史现场的情感介入,更有“心灵史”意味上的启发。

  从思想史到心灵史的观察路径,或许能让那些被掩盖的历史更加生动,也更趋于真实。在《历史的风景》一书中,既有历史激流中的帝王,也有风云变幻中的将相文人,还有跌宕岁月中的小人物。如果从广义上认同茨威格式的“历史同理心”,那么不论是天真的文人还是浪荡的昏君,都能被纳入同一维度的观察里。

  因此,我想努力还原历史现场,把每个人物当成有血有肉的人物。但不可忽视的是,人在不可预知的命运面前的行为,历史的走向与最初的想象多数时候并不一致,在纷乱的世事面前,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,也有被环境裹挟的无所谓善恶的人物,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,其命运在时代变幻时都是不确定的。当然,我更偏爱小人物身上光辉的色彩,以及大人物在抉择面前内心深处的纠结,希望从失败者身上找到命运的虚妄所在,也希望在“烈火烹油”式的繁华中看出隐微的憔悴。正如茨威格所言,“那些历史的尖峰时刻都需要太长的酝酿时间,每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都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”,如果能找到“酝酿”之下的隐藏的真实,发现“尖峰”两旁的奇诡风景,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

  我在《历史的风景》一书最后讲述了“艽野尘梦”的故事。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,陈渠珍引兵进入西藏,邂逅了爱人西原,后来历尽艰险,西原死在风雪交加的高原上。但陈渠珍终生没有忘记西原,在战火横飞的大背景下,这个痛彻心底的爱情悲歌却似乎微不足道。但我钟爱这个故事,用这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做结尾再好不过了。

  读历史过多的人,或者孩童时代就痴迷历史的人,很容易产生与历史“伴生”的心理。而看多了刀光剑影、悲欢离合,内心就不免严肃深沉起来,甚至有人陷入了无尽的悲观而难以自拔。芳草萋萋、芦苇瑟瑟的风景是冷寂的,但也是厚重的,可在日常生活幸福的维度上,世界本不该如此,历史本不该如此。

  但命运的博弈和历史的逻辑从来都是残酷的,只是观察和叙述历史者未必如此。在这些故事里,“艽野尘梦”是最奇特的存在,却是最有人情味的,在时代变局中层出不穷的利益博弈里,爱情的光芒并没有被完全掩盖,历史的温情在这一刻让人感动。

  这是细微之处的感动,但即使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,它也属于小人物的高光时刻。很少有人谈及爱情与历史的关系,就像历史中的温情不太被人重视一样,似乎用冷峻的目光注视它们,已经成了观察历史的“标准范式”。

  每每至此,我总会想起茨威格,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充满魅力的历史人物。茨威格就像个是从古典时代跑出来的孩子,用真诚与温情书写他眼中的历史与世界。表面上看,他可能是个天生乐观的人,但过度理想主义又让他容易坠入悲观主义的泥潭。茨威格的精神世界终究还是欧洲老贵族的文化,这也让他笔下总是流淌着一股难言的“挽歌情绪”。但茨威格还是总想写出历史中明媚的一面,他不可能像鲁迅那样“反抗绝望”,因为绝望与悲观的花朵更容易被直击黑暗的勇士摘下,哪怕他本身也不愿意碰到它们。观察历史的人难免悲观,但在心底还是向往乐观,而经过审慎的思考,那可能是一种更持久的乐观,是一种真正的乐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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